故乡关山迢递，小时候村子里没有饭店，只有供销社分销店里有些好吃的。母亲用鸡蛋换大粒盐时，我常常像个小尾巴跟去，母亲买盐的时候，我的眼睛贪婪地窥视着玻璃柜台里散装的点心：炉果、缸炉、光头饼、饼干……
有一次母亲又去买盐，分销店主任韩爷爷在柜台里抓了2块饼干，顺势放在用纸包好的大粒盐包底，递给了母亲。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小口一小口品着，一直到家了这2块饼干还没舍得吃完。
上中学了，我每天步行20里山路，到乡里去读。学校建在西山脚下，离街中心有30分钟路程，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学校；学校——家。
只有需要买些钢笔水、本等文具，我才偶尔在午休时分去趟街里。文具店紧挨着街里唯一一家饭店，饭店大门敞着，飘散浓郁的炒菜香味，特别诱人。每次路过，我都会不自觉地往饭店里张望几眼，吃饱喝足的食客打着饱嗝，用牙签剔牙醉醺醺地看着我，我仿佛像做贼似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匆匆忙忙离开了。
我第一次走进饭店，是恢复高考第三年。录取通知书来了，父亲送我去远方上学。那年，我18岁。
天没亮，我和父亲就起身，赶了20多里山路过了几道河到长途客运站，焦急等待着客运汽车到来，颠簸1个多小时来到南杂木火车站。买完火车票后，父亲说离开车还有2个小时呢，我们去吃饭吧。
这是辽东第一交通重镇，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广场前有一家特别显眼挂着4个幌子的大饭店。
后来，我工作很多年了才知道饭店的幌子有讲究不能乱挂，要与饭店规格匹配。挂1个幌子的，可能就有三五张桌子，只能是填饱肚子的小馆；挂双幌子的，表示有家常菜；挂4个幌子的，则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饭店，室内装修颇有讲究，餐桌用具也有档次，可容纳一二十张桌，能办筵席。
我坐在离售货口很近的一个座位，父亲去售货口看了一会转身走出了饭店。
一会儿颤巍巍的手捧着一包筋饼回来，放在桌上，说：“我再买盘炒菜。”
父亲立在售货口看了许久犹豫不，。营业员不耐烦催促：“你还买不？”父亲尴尬地赔笑：“来盘炒血豆腐吧。”从怀里取出一个看不出原色的手绢，小心翼翼地打开，捻了几张毛钱递了进去。
一盘炒血豆腐端上桌了，父亲说：“你先吃吧，我抽支烟。”
我的确饿，肚子早就咕咕叫了。便狼吞虎咽地吃着筋饼，大筷子夹着血豆腐。
当我忽然意识到父亲还没吃时，原本就很少的一平盘炒血豆腐已经剩不多了，我慢慢放下筷子轻声说：“爹，我吃饱啦，你吃吧。”
父亲狠狠抽了几口旱烟丢掉了，拿起筷子来。
这些年我早起晚归上学，一直没有注意过父亲，常年的劳作，手指关节很粗，整个手掌向下弯曲着，皮肤纹理是黑的。刹那间，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父亲用最后一小块筋饼把炒血豆腐盘子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慢慢咀嚼着，看着父亲，我暗暗下决心：父亲，等我工作有钱了，一定请你下饭店，饱吃一顿炒血豆腐！
参加工作了，我月工资几十元钱，给家里寄15元后，生活很是拮据，我只能向单位申请借用互助金，拆东墙补西墙。工作好几年了，也没有能力请父亲下饭店。
终于工资涨到100多了，我回家探亲，请父亲去南杂木火车站广场那家饭店，父亲嘿嘿嘿笑着说：“小子，你就瞎扯，庄稼院人哪有没事去那么远下馆子的，败家不？”他说啥也不肯去。
再后来我工作忙总出差，请父亲下饭店的事就没倒出时间。
忽然一天接到家信，说父亲晚期胃癌，我赶忙回到家里，只见消瘦得不成样子了，吞咽十分困难，每顿只能吃些流食。
这个秋天，父亲悄然地走了……
我跪在灵前，泪如泉涌，“父亲，我与你有个约定，如今却凝成了永恒……”
很多年后，母亲说，那次是父亲第一次下饭店，也是最后一次下饭店。听罢母亲的话，我心酸不已，双眼噙满了泪花……
结婚后家人聚餐时，只要是店里有血豆腐，我都会多要一盘，而且多摆一双筷子。在沈阳大都市出生，吃着肯德基、麦当劳长大的女儿不解地问：“爸爸，炒血豆腐有这么好吃吗？”我默然点头。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现在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出差旅游，每当我坐在金碧辉煌的大酒店吃着南北大菜、生猛海鲜时，我都会不由地想起父亲，想起南杂木火车站广场的那个饭店，还有那盘永远的炒血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