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我们可以尝试从下面两层意义上去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和性质:一方面，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神话、巫术的影响，显得相当理性、成熟;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样进人由一种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临一切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超越特征，而是始终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人世间，尤其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致的文化成就，而对垂直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扩展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都不甚注意。所以，不仅系统的神学教义相对阔如，系统的自然科学也不太发达。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经、史、子、集”，而这四个方面又是相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一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人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塑造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发生在西周，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而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如在贵族相互交往中相当流行赋诗、观乐、有辞，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吟讽咏，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的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春秋时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产、叔向、姜婴等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物，孔子虽然是商人后裔，却推崇西周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15岁即“有志于学",30岁开始讲学，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术，他的政治活动在其当世没有取得成功，他的学术活动却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艺者也有“一七十余子”，其思想学术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过其学术而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孔子之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人文学术，其纲领可以说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其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学习科目则是“诗、书、礼、乐”。“诗”是指孔子亲手删定的《诗经》，主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培育道德情感，观察社会政治;“书”是指《尚书》等历史经典，后来孔子并亲自撰写了《春秋》，其中也蕴涵着许多道德的教训;“礼”是指周礼，尤其是君子应该知道和应该践履的行为规则;“乐”是指包括音乐、舞蹈、诗歌在内的综合性的艺术，以内在地丰富和提高学习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质。而以上学习内容又都可以说是贯通的，它们大约不脱今天人文学科的范畴，而尤以一种人生和道德哲学为其内在核心。传统的“六艺”自然也是学习训练的项目，但在孔子这里确实大大加强了“文”的内容，传统的下层贵族一一“士”这一阶层到孔子这里有了一种重心的转变，即由主要“习武”变为主要“修文”。在学校的性质和学生的来源与出路上，孔子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促使文化下移。
孔子首揭“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创立了一个在后世思想学术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学派一一儒家学派。孔门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这不仅是一个教育的理念，也是一个政治的理念，即执掌政治权力的官职应当由有学问、有德行的“学优者”担任。到战国时期，“学”分属“百家”，“士”多为游士，与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种距离。秦汉帝国的建立则渐渐使学术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和“岁举孝廉”，开启了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古代选举由察举(荐举)发展到科举(考选)，使人们几乎可以在学者文人与社会上层、政治统治层之间划上等号，而这些学者官员大多数又是不断来自民间，来自下层，社会保持了一种很高的垂直流动性。
春秋以前，中国已有“贤贤”的观念。据《孟子》追述，齐桓公召集诸侯的“葵丘之会”，其中第二条盟约即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当时齐国有周天子所封的国氏、高氏，世袭为齐国的上卿，但实际大权则由地位较低、曾迫于贫困而与鲍叔“为贾”的管仲掌握。春秋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贵族内部的流动，上层贵族有一个他人很难进人的圈子，重要的选贤育才都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相形之下，作为贵族下层的`士阶层却相当活跃，不那么封闭，民之秀异可跻身其中，士之顽劣大概也会下降为民。
“明贤”的思想虽然在古代中国早就确立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打破等级之间的界限，变封闭为流动，并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来，而这正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其“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为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有教无类”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思想，也可以从政治原则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它有一种使人不拘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贤者居上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涵义。孔子希望，在社会地位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正道地上升;在精神境界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尊严地上升。“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血统、出身，不管其是来自贵族还是非贵族，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古代教育水准与其他机会和主要社会资源(名望、权力、财富)的紧密联系，这一受教育或求学机会的平等，在古代就远比现代意义重大。总之，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简单提出的一个举措，而是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学有着深深的关系。孔子身体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条打破贵族文化垄断，使学术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个新的不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学问、品德相号召的士人阶层的雏形，这种士人阶层成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干。
中国近两千年学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五经”，在春秋时期已由孔子整理成形。“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人文”这个词也首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武帝时，“五经”成为学子考核的主要内容，其成绩优劣作为他们是否能取得官职以及取得何种官职的基本依据。南宋时期，朱熹又从“五经”中分出“四书”，即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加上《论语》和《孟子》，作为“五经”的初阶。他认为“四书”集“五经”之精华，士子最适合由“四书”人圣贤之学并涵泳其中，并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来反复撰写和修改“四书”的注释。元朝科举考试以“四书”为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试科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遂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私学到官学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总之，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先秦时期基本确定了后来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走向。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更加重要和明显。所以，传统中国可以说就是一个以“学”立国的社会，而这种“学”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学问。《汉书·儒林传》有言:“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朝之经典，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学”之称，这是一个更具广泛性和超越性的称谓。在儒家看来，要成为君子，必须通过“学”的磨砺，故《论语》首言“学而时习之”，荀子说“学止乎没而后止”。历代儒者从荀子到王安石、张之洞，多有劝学篇或劝学诗。学的另一面则是教。中国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这种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由于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望等种种资源都与文化教育水准相连。所以，社会上有“一路通，路路通”之谓。“学而优则仕”的结果，则是社会上从上到下都极其鼓励读书，读书也确实给读书有成者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王安石《劝学文》说:“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这在那个时代并非虚语，并非像现代社会常常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或鼓励。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围绕着文化水准上下长期流动的结果，造成了一个弥漫着书香的世界，从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书卷气的民族，甚至目不识丁者也知“敬惜字纸”，普通乡民也相当重视教育，省下菜油让孩子夜读，甚至普遍有一种对于文字、文献的崇拜。虽然这种崇拜在后来遭到重大破坏和打击，但某些风习甚至流衍至今，在有些山野乡村仍能看到这种崇拜和文风的遗迹。对这种现象，不管人们是褒是贬，这种情况在世界文明史中可说是极其特殊的。